毕熙东：中国足球批判疏

 点穴国足的“一二三四”(1)

无心取悦球迷，无心跟谁过不去，无心与后辈争锋，更无奢望总局和足协能听进去我的意见。退出江湖已有两年了，以为真的金盆洗手，不再关注中国足球了，但是，18日晚，看到中国足球队以0比3完败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创造了27年来亚洲杯小组赛折戟沉沙的壮举之后，一股心火冲腾，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时，我意识到，我原本一直爱着中国足球。老百姓在网上把中国足球骂得淋漓痛快，其实这是忍受着极大屈辱的爱，俗话说得很好：“爱之深，责之切”。现如今，中国足球已输得如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地现眼了，如果再失去广大球迷的爱，那中国足球就真该寿终正寝了。

一个宿命：

在我27年的记者生涯中，中国足球似乎只有一个宿命，那便是失败。除了米卢率队杀入世界杯，圆了国人多年的梦想，让老百姓开怀大笑了一次。可能是因为见不得老百姓高兴，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在2002世界杯后，立即策划了一场中国足球大反思，批判米卢的快乐足球。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着实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想当年，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签了定鼎三分的合同。诸葛亮帮他完成了。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人先丧，可没人搞大反思去批判诸葛亮的隆中对。反而1700多年来，人们世代怀念这位贤相。而今，中国足协与米卢签了世界杯出线的合同，人家出色的完成了，率队提前两轮出现。可后来竟因为在世界杯上连败三场，便大张罚挞。相比之下，总局与足协也太不厚道了。

如果说中国足球过去失败，像年维泗、苏永舜、高丰文、阿里汉们的失败，还多少有些悲壮，那么，今天朱广沪的失败便毫无可取之处。

朱广沪是个好人，待人宽厚，慈悲为怀，但好人不一定是好教练。记得朱广沪上任不足一年，率国足到西班牙拉练，输了个底儿掉后，2006年3月，足协召开了顾问会，为国家队会诊。一位足球前辈建议，别老在自己圈里找毛病，应找媒体代表会会诊。于是，国家队管理部的几位负责人忽然请我吃饭，让我帮国家队找找症结所在。我直言不讳：“朱广沪当不了国家队主教练，他只适合当青年队教练。他资历不够，气场不足，无法将兵为帅。”

我与朱广沪相识20年，他管理很人性。在球员中有足够的凝聚力。但多谋寡断，缺少霸气，这是主帅之大忌。他指挥比赛、挑选队员，谋划阵容总是稳字当头，注重防守。主张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听起来似有道理，但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意大利队，你可以这样。但就中国队而言，便谬之千里了。中国队除了身体条件在亚洲还算不错不外，足球的技术、战术几乎要什么没什么。如果再没个节奏变化，便无从言胜。比如在前场丢球，就地反抢，这时，你距离对方球门大概只有20多米，距离短了，障碍少了，攻击速度便快，节奏就突然变化，成功率便高了。相反，一丢球就龟缩半场，等人家攻过来再抢断，即使抢下了球再发动进攻，距离都在70米，人家也从容退守，还有什么胜率？一个人打架收拳再打是有力气，但足球比赛是一个军团作战，难就难在既要统一战术思路，又要张扬每个球员的个性，这种离心与向心的和谐是足球的哲学。朱广沪显然没弄懂这一哲学。不是让球员适应他临机的战术变化，便是让球员踢他最别扭的位置，效果能好得了吗？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朱广沪有时也满嘴豪言壮语，但一到啃节儿的时候，懦弱的本性就现了原形，求稳、怕输便占了上风。如果对伊朗一战，他不换杜威，而是把董方卓换上，与韩鹏一起顶到锋线，向对方施压，伊朗人敢那样肆无忌惮的进攻吗？

反观杜伊，他就是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战术思路坚定统一，从不因对手而随意改变。队员在下边练什么，在场上就踢什么。至于如何针对对手去变化，完全在临场指挥上动脑筋，决不让队员感觉别扭。这样即使输球，也不窝囊。杜伊的这种理念，其实是大哲学理念。中国人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中国足球水平低，就该是个光脚的。反正自己什么都没有，见着任何对手就是一个拼字。用不着保守，因为你没的可守。拼着拼着，拼出信心来，在统一的战术体系里，大胆的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中国足球便有可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而朱广沪最后一战中，保守思想占了上风。如果让赵旭日上场与周海滨打双后腰加强防守纵深，换下体力透支的邵佳一而不是董方卓。让王栋打前腰，少费点力气，多动点脑筋。把小董推到锋线与韩鹏搭档，对手的进攻还潇洒的了吗？

二个不解：

谢亚龙在中国队完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向球员们赠了一首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诗，诗曰：“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看到东三省因不抵抗政策而沦丧敌手后，忿满胸怀，与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织了冀察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发动长城抗战，吉将军亲手收复多伦。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在天津被捕，临刑前，吉鸿昌踏着满地白雪，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上述诗篇，从容就义。

而今天，我们参加的不过是个亚洲杯，是一场足球游戏，没有谁是民族敌人，也没有亡国灭种的危胁。犯不上为了抗谁而死。吉鸿昌将军在诗中说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是指当时日本侵略，民族危亡在即，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所以将军才发此慨叹，恨自己不能再杀敌报国。

而今天，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国力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全国人民在和谐气氛中，满怀热情地建设小康。何来“国破尚如此”之说？如果说谢亚龙后来赠球员的那首唐诗：“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自古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还比较靠谱。那么“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之说便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记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中国健儿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勇猛自信，发挥出很高的水平。在汉城奥运会，在巴塞罗那，在亚特兰大，中国健儿不那么自信，思想包袱很重，不那么放得开。与对手在同一水平线上，比赛中基本输掉，有的甚至输掉该赢的比赛。而在悉尼，中国人的自信从容，强烈的挑战欲望和敢于放飞精神的表现，让所有外国人感到：“中国人变了，变得强大起来了。”中国人的这种变化正是因为国家强大了，后盾坚强了，做为中国人，底气足了。现如今，我们申奥成功，加入WTO，主持朝核六方会谈，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经济繁荣，政通人和，何来国破之说？此为第一个让人无法理解。

第二不解是什么叫做“责任体系”？谢亚龙在中国队被淘汰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教练有教练的责任体系，队员有队员的责任体系，足协有足协的责任体系……”云云。

责任就是责任，何来体系之说？本来很简单的事，非在故做深沉，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想当初，诸葛亮用错了马谡，丢失了街亭，导致北征失败。诸葛亮斩马谡，褒王平，自贬三级，上表认罪。简单明了，绝无推緌。并没说马稷有马稷的责任体系，王平有王平的，我作为领导也有我的责任体系。

中国足协包括总局，历来就不会认错，总是站在政治高度上文过饰非，永远能保持批评别人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责任，更不懂什么时候该负什么责任，由谁来负责。这才叫责任体系。

足球队本就是一支战斗队，尤其是代表国家出征时，更该是一支军旅。既是军旅，就该有军旅的责任体系。平时训练有平时的责任制度，战时有战时的特殊责任制度。而中国足协却无论大小比赛都要副主席带队；甚至大赛前的集训也要副主席督军。从选人到战法，到阵容……无所不及。甚至出现过每天召集中方教练组开会而将外籍主教练置之门外的事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致出现了领队越权开除队员，醉酒威胁队员的事情。当这种事情引起舆论反响之后，谢主席还专门出面严正声明，必须坚持队委会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其无知与浅薄可见一斑。

早在2000多年前，汉朝人周亚夫明白：“介胄之士，不拜”，即身穿军装的人见着皇帝不行大礼。“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这一责任体系一直沿用到今天，为各国军旅所通用。即在球队中，只听主教练的，连皇上都不能干扰主教练的决心。徜若到了战时，权力更加集中，军事长官的最高决策者。如野战军，平时司令，政委平级。一旦到了战时，司令员便成了司令员兼政委。这是根据战时情况瞬息万变，需要当机立断。决策的结果是胜是败，责任清晰。

记得在二战期间，伏罗希洛夫元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有一次签署命令，正赶上大本营代表什捷缅科前来寻视，伏罗希洛夫便请什捷缅科共同签署。事后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骂什捷缅科，甚至两年没给他提升军衔。这就是因为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该谁负就得谁负。而我们的足协领导，从主教练选择副手，到训练安排，甚至战术思想、阵容，没有一样不去干预的。最典型的是戚务生时代足协替他安排了10名副手，队员倒底听谁的？一开会就是三个小时，出了问题倒底谁负责？碰到米卢、杜伊这样有性格的主帅，可以说一句：“您的话我听不懂，”而坚持自己的决策。而朱广沪本来就优柔寡断，您再横加干预，再胡出主意，他不乱才怪呢！这才是军旅的责任体系。可惜，这帮人都没当过兵，即使当过兵也没经过战争。再不爱读书，难免就孤陋寡闻。这倒也不算什么，这年头儿人都浮躁，念不进书的人多，但您别再拿无知当资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那还能有个好？

三个没有：

中国足协的第一个没有，叫做没有长远规划。自从王俊生接手足协，开始足球改革起，曾有过一个十年发展规划。计划中国国奥队，1996年杀入奥运足球赛8强，中国足球队1998年世界杯杀进世界标决赛圈，2002年世界杯进入世界杯16强。雄心壮志诚可贵，但缺乏科学依据，只有主观愿望。二是对职业足球改革，进入市场环境后，会发生哪些变化，遇到哪些困难缺少思想准备，致使这一豪壮的规划成了人们的笑柄。但无论如何，还算是有了个十年规划。

闫世铎上台后，把职业联赛改了，把甲A改叫中超了。又提出了个设想，即2008北京奥运会上，男足进前八,女足进前四。新总局领导上任后，强化了奥运金牌战略，甚至有人引用了老蒋当年在庐山发表的抗日言论：“只要战端一开便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改成了皆有摘金夺银之责。中国足球本来就急功近利，领导给他们又加了个“更”字。于是又提出了新目标：“2008北京奥运，男、女足都进前四,力争摘牌儿。”

这不叫规划，叫听喝，陈云同志早就说过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而中国足协的领导只会唯上，绝不唯实，或者叫不敢唯实。所谓规划，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有详实的情报，科学的决策，严谨的调研，客观的分析，在这些依据之上，制定出来的靠谱的、可行的，未来若干发展的指导和目标。否则便是“鬼话”而不是“规划”。

日本足球发展进步快，就是因为人家的规划科学、客观。当然，也不乏理想成分。日本足协最近出台了一个五十年发展规划。计划在2050年时，世界杯在日本举办，日本队在本土夺得冠军。无论如何，日本队在2002年杀入过世界杯16强，甭管规划能否实现，人家总还是多少靠点谱。

第二个没有，叫做没有风格设计。中国足球不重视风格设计，总是秃子当和尚，就和材料，打到哪儿算哪儿。要说当年维泗当足协主席时，对中国足球的战术风格还是有追求的，认准了欧洲拉丁派的打法。因为这种打法比较适合中国人。中国球员在东亚比日本人高，比韩国人灵，追求欧洲拉丁派这种又讲技术，又讲整体的风格会见成效。老年让位之后的中国足协就乱了章法，今天请德国教练，明天请英国教练，后天请荷兰教练，大后天又请塞尔维亚教练，整个一个驴唱歌——没谱儿。

因为上述四个国家的足球风格炯异，无法沿袭发展。致使中国足球至今毫无章法可言，青年队比赛我们是以大打小，虚报年龄。成年队比赛，我们仍是以大打小。即用大个儿，打对手的小个儿。以致中国足球队变成了中国头球队。一群大个傻跑，技术乱七八糟，风格找不着北，江河日下，到今天输光拉倒。

反观近邻：日本明白自己弱势，个子矮 ，身材不行，就决心发展技术足球流派，学巴西，学法国。不断送孩子到巴西去，至今已有几万青少年在巴西学习足球。所以日本无论是少年队，青年队，成年队，也无论谁当教练，风格打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韩国自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上小组没出线，足协便下决心，把青年队推到一线，一气请了24名德国教练，带领各级国家队和俱乐部队。韩国人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身材比日本人好，却不如中国人。但自己韧劲强，作风硬，精神力强。于是专一学习德国足球的整体硬朗风格。一茬接一茬，全是同一打法，被人称为亚洲的德国队。

日、朝两国足球的发展，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并都取得了成效，只有中国足球至今大梦不醒，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仍无紧迫感。

中国足协的第三个没有，叫做没有良知。有一次去北体大办事，一位校领导对我说：您退休了能否来北京体大教教书，带带硕士研究生。旁边一位相熟的足球界人士开了句玩笑：XXX都能带博士生，我这哥们儿比他水平不低吧！这看似玩笑，实际上包含着对中国足球领导的轻蔑。

所谓足协领导没有良知，说的还是他们只唯上，不唯实的思想作风。2001年，沈祥福带领的国奥队开始了长期集训备战。由于队员参加联赛，非常疲劳，又有伤病。祥福制定的集训计划是用一周到十天，对队员进行体检，测试、治病、疗伤，调整之后再逐渐上量。不料，总局领导发了话，批评足球队训练不遵从三从一大的原则，要求强化训练时数，每周要训练时数达到36小时以上。每天必须跑一万米。另一位总局的高官更甚，要求向女排学习，每周练45小时。这本来是屁话。一周六天，按42小时算，每天7小时，等于每天踢四、五场足球，外带一万米跑。那还是人吗？

这样一个荒唐的指令，身为足球博士生导师的足协官员，作为国奥队的团长，从业务角度上说，本该当抵制，因为总局领导不懂足球，说几句胡话不算什么，而你是懂足球业务的，应当知道这样练是胡来，是不科学的，而主教练沈祥福的集训计划是正确的。再退一步讲，你也可以阳奉阴为，对外行的总局领导的指示，不便硬顶，可以表示接受，具体训练时，按照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方式去练也行。遗憾的是，这位博导，竟然一丝不苟地监督执行总局领导的指示。国奥队球员的疗伤调整全没有了，立即投入大运动量训练，声称有伤有病的跑不了，走也得给我走一万米。

一周下来伤了若干，半个月下来，全队只剩11个人能坚持了。这位督军大人竞训话表示决心：就是剩下3个人，也得坚持！难道他不知道足球是11个人打的比赛吗？怎么内行也说起屁话来了？

中国女篮请来法国人盖当做体能教练，当他看到女篮每天训练6小时以上，全队基本都是伤员时，他拒绝工作。认为这不是训练，是摧残。而中国足协的领导，就可以魅着良心亵渎科学，为了取悦领导而理直气壮地摧残着运动员。致使祥福的国奥队，那支曾经被某些媒体夸张地誉为“超白金一代”，在奥运预选赛中一败涂地，未能出线。对于这种表现，虽是个别人，但却影响极坏，牺牲中国足球的利益，牺牲运动员的身体，而去唯上，去取悦领导，难道不是没有良知吗？在近10年的足球徘徊过程中，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因为这有它的思想基础。有他的作风传统。否则，米卢的快乐足球为中国人圆了世界杯之梦，为什么会横遭批判呢？

四个消极：

中国足协在足球改革开放后，除了1993年大连棒锤岛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100块小足球场，建立160所重点足球小学的决定之外，此后的十几年间，除了抓国字号队伍之处，其余的工作可称为四个消极。即消极对待从娃娃抓起；消极对待普及足球人口的基础建设；消极对抗市场经济规律；消极对待媒体的监督。尤以谢掌门上台以来，足协原有的新闻委员会就算下岗了。

在军事学的辞典里有句老兵的话：“一个炮弹坑里不会落两颗炮弹”。在哲人辞典里有先贤的一句话：“一个聪明人不会在一件事情上重复犯错误。而中国足球几十年来却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日益倒退。足球技战术水平在倒退；市场化的职业足球改革在向计划经济倒退；足球的基础在容易日益缩小；足协的领导水平也在日益倒退。因此，朱广沪大可不必自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您就算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中国足球的症结其实很清楚，概括起来说，中国足球的部分决策者，不懂足球规律，不懂体育运动的规律。他们出台的政令，采取的措施，不是从规律出发，而是从官本位的理念出发，因而多年来使得我们的足球业务从普及、选材、培养、竞训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反科学的系统。而且积重难返，代代相承。这是因为他们没把足球运动看成是老百姓喜欢的运动，只把足球当作自己的政绩工程，急功近利，又屡战屡败。也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客观真切的总结反思。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否定自己。

症结之二：是因为中国足协部分决策者，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只尊重上级领导、不尊重市场规律。因此，对职业联赛从理念、政策到行为方式上，从来是随心所欲，想改就改。认为官多大本事就有多大，致使多年的职业联赛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质量无法提高是肯定的，而且还因此影响了足球产业开发的正常进行。今天乞讨，明天裸奔，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总局领导下的中国篮协的领导，在篮球职业化改革中，CBA联赛很少中断。篮球市场开发上也保持了相对开明的做法，不懂市场不装懂，请专家来开发，篮协配合，并创造条件。使得CBA联赛几年来搞得日益红火，涌现出姚明、易建联这样的国际级球星。

联赛是基础，联赛搞不好，中国足球水平没法提高。群众是基础，没有广大的群众底座，金字塔是垒不高的。足球人才也成无源之水。近来，北京一些老足球教练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百姓足球”活动，把足球归还百姓，让百姓享受足球。这样的活动坚持下去，十年、二十年，中国足球的普及便会有相当规模，足球人才的涌现也才会有旺盛的源泉。像德国，每到周末，全国各级各类足球比赛有25万场之多，50万支队近千万人在踢球。这样庞大的基础才成就了德国足球的高水平。

总之，中国足球要想改变目前的局面，给老百姓带来点欢乐，首先要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二要遵重老百姓的权益，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享受足球，参与足球。耐下心来，花大气力从普及抓起，从娃娃抓起。三要尊重科学，不要只想着对上级顶礼膜拜，而要向科学顶礼膜拜。四要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向真理低头，向百姓认错。否则，中国足球还不知道要去魔戒里恶性循环多少年。老百姓不要急功近利，球迷不要急功近利，媒体同仁更不要急功近利！让我们一起都耐得住寂寞，下得了恒心，坚持几十年，中国足球一定会发展、进步。因为，社会宏观形势的改革进步，早晚有一天不能容忍中国足协拒绝改革，坚持错误的观念与行为。到那时，他们想不改都不行了！